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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本本”在手,村强民更富 ——东宝区工业园新桥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纪实

2019-04-17 荆门日报

  阅读提示:东宝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村之一——东宝区工业园新桥村,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让村民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也为我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本。

  东宝区工业园新桥村3组村民李洪林有个“百宝箱”:孩子的第一张成绩表、孙女的百日照……凡是他认为重要的东西都收在这个小箱子里。当然最近他最喜欢的还是一个“红本本”——《东宝区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

  “有了这个‘红本本’,我就是股东了。”李洪林笑着说,作为村合作社的股东,他既可参与集体资产的管理,亦可坐享分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逐步构建,将让农民分享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

  显然,作为东宝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村之一——东宝区工业园新桥村,已经让村民尝到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甜头。新桥村的改革历程也成为了我市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路上一支高擎的火炬。

  14年的努力,让村民共享改革红利

  虽然新桥村2017年才被纳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村,但早在2005年前,村“两委”就开始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初步探索。

  “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被征用,新桥村作为城郊村必须更好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资产权益。”新桥村原村党委书记蒋邦正对记者说。

  要享受权益,首先要在村里的发展中作出贡献。当时村“两委”就确定了1954年入社这个时间点,邀请24名熟悉村情村故的老干部、老村民根据村里留下的部分档案资料回忆当时的情况,并逐家逐户进行核对。而当年形成的入社名单成了之后新桥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最基础的依据。

  随后,2009年、2015年,新桥村都为改革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2017年新桥村被纳入改革试点村。同年4月,该村成立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下设4个专班,全面开启了改革之旅。

  安以香嫁到新桥村年头也不短了,但村里到底有多少集体资产,村集体到底有多少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她完全没有概念。

  印象中,村集体好像就只有一家企业有收入。其实,印象模糊的不仅仅是村民。村里资产价值多少,就连现任村党委书记苏永清,也给不了一个具体数。

  都知道农村集体资产是集体所有,可农村集体的“家底”到底有多少?将这笔多年的糊涂账厘清难度不小。

  新桥村成立的清产核资小组里不仅有老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还有不少历任和现任的财务人员。一场新桥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家底大清查开始了。

  按照“三查三符”的工作方法,通过咨询专业机构、聘请专业人士、专班登记核算等方法, 清产核资小组对集体所有的资产进行清查、盘点、核实,摸清资产存量、分布及结构状况,按程序进行产权界定、资产评估、公示审核后,实行台账管理。

  “清理核实资产总额35520.184万元,其中经营性资产25585.9294万元。”苏永清对记者说。

  资产清楚了,那么股东如何界定?哪些人可以享受改革后的集体收益?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新桥村最终确定股东1649人。股份配置设了集体股和个人股,集体股占30%,个人股占70%。全村共配置股份720万股,每股可量化经营性资产35.5元。

  农民的改革获得感最直接来源就是分红。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发展农民股份合作,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机制,这是改革的重头戏;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让农民享有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的权利,则是改革的核心。

  2018年9月19日,新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了,2019年1月,东宝区农村经营管理局向其颁发了荆门市第一张由农业农村部统一赋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标志着新桥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了“身份证”,标志着新桥村历时14年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落下帷幕。一位位村民股东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红本本”——《股权证》。

  2019年1月29日,合作社进行首次分红,发放股金370万元,户均4000元,人均1000元,最高的户9000元。

  “我分了8000多元,这生活是越来越有盼头了!”李洪林拿着《股权证》笑得很幸福。

  参与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干部都知道,最难的是清人分类。但对新桥村来说,清人分类是难上加难。

  “我们过去是城郊村,现在变成了城中村,这些年有搬进来的,也有嫁出去的,人员组成挺复杂。”领导小组成员、原村委会主任刘旭说,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参考复制,大家就选择了最笨的办法——大讨论。

  大讨论开始后,村办公楼三楼会议室的灯就成为了长明灯,特别费电。当然这点事还不足以难倒村会计章小举,最让他为难的是1000多元的盒饭钱怎么报销?

  “领导小组讨论都是休息的时候,没时间回去吃饭,就一人一份盒饭。”章小举说,吃得现在看见盒饭就没有胃口。

  从2017年4月到2018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领导小组成员、专班成员、村“两委”班子、村民代表、网格村民……几乎村里人都参与到讨论中来。

  制定标准的依据是什么?如何合理制定标准?这些都是一块块难啃的“硬骨头”。

  以2005年摸底的1954年入社名单为基础,根据本村户籍、生产生活历史和土地承包关系,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新桥村确定了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1954年。

  “1954年村民入社有生产资料上交集体的村民,都能够分得生产资料投资股,如老人过世则由子女继承。”刘旭说,在这个基础上,村里对出生、长期居住、一直参加劳动且家庭户口始终在村里的村民,按照年龄设置原始投资户和新分户年限股,这两种统称为原始投资股。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82年,这一年我市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参加了家庭联产承包的人口可以获得股权,即承包耕地人头股。

  至此,第一版清人分类实施方案出炉,不曾想却没能出台。

  “在领导小组内部就没有通过。”新桥村村委会主任王小兰说,原始股继承上有了分歧:出嫁女能否继承股权?招赘女如何界定?第一块“硬骨头”出现了。

  一次又一次地召开会议,一次又一次地综合讨论,最终决定:出嫁又出村的出嫁女不继承原始股,按出嫁时间获得其他股份,股份挂靠在娘家兄弟名下,不发《股权证》;出嫁不出村且有“三证”的发《股权证》,其中一个女儿继承原始股;招赘女具有继承权,认定方法是儿女随女姓。一个家庭只允许出现一个女儿继承现象。

  其实王小兰家就是典型的出嫁女如何获得股权的情况。

  “我们家有三个女儿,我是最小的女儿,家里只有大姐能够继承原始股。”王小兰说,“按照最后确定的方案,我和二姐因为出嫁不出村,还能够获得劳动工龄股,也就是我们全家都有股权。”

  王小兰所说的劳动工龄股是领导小组结合村里实际情况对方案进行再次修改后的结果。

  “这些年来,村里迁入的人也不少,股权设置上也要酌情考虑。”苏永清说,村里以1998年二轮延包为第三个时间点,为1983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在新桥村参加了生产劳动的村民配置了劳动工龄股。

  这样不少迁到新桥村的新村民也有了股份。

  “1994年,我们兄弟4人从沙洋县毛李镇迁入新桥村,当时我把户口迁来了,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宅基地。现在我也是股东了。”8组村民万恩贵说。

  就这样一次次讨论、一次次修改,《新桥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清人分类核算及处置实施方案》前后四次易稿。最终认定村集体组织成员634户、1649人,为股权量化提供了依据和基础。

  正是这1000多次讨论、1000多次修改,才使村民们对改革心服口服。

  “改革后,农民有了股本,我们干部身上担子就更重了。”苏永清说,今后要集中力量发展集体经济,不仅要让股份经济合作社更加强壮,而且要让农村集体资产保本增值,更要让村民获得的股份红利能逐年增长。

  “农民变股民,资产变资本,每年红利账上存。”这正是新桥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最真实的写照。(彭文洁 周小丹 陈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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